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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历史学者根本没把人民放在眼里

发布时间:2019-05-03 06:01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“我和袍哥没有直接交往,但过去四川袍哥很多,关于袍哥的传说也很多。听我母亲讲,在她小时候,有一位亲戚是袍哥,为人非常好,每次来,都给她带糖果。成都刚解放时,他也被招去开会,回来说:‘改朝换代了,穷人的好日子到了,袍哥死到临头了。’当天晚上他就自杀了。”

  上世纪80年代,王笛先生产生了写袍哥的念头,并一直坚持不懈的收集资料,直到30多年后,第一部有关作品才问世。今年,《袍哥》的中文版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这是继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《茶馆》《街头文化》等之后,王笛先生的另一部力作。

  《袍哥》以一桩人伦悲剧为开始:因怀疑女儿与人有私情,袍哥二当家雷明远“大义灭亲”,用私刑枪杀了她。然而,在进行社会调查的燕京大学女大学生沈宝媛笔下,雷明远又呈现出另外的形象:他是佃农,家无余财,属典型的“瘦”袍哥,可他豪爽仗义,每年宴请“小兄弟”,谁不来他还会生气,只要是道上人,即使不认识,也会得到免费招待。

  在改造社会的激情与田野调查的冷静之间,沈宝媛的态度不断游移,她留下了一份既详实又不乏主观色彩的报告。该报告被长期沉埋,几十年无人问津。沈宝媛不幸于今年年初病逝,终年95岁。再也无法知道:她曾经的理想实现了多少。

  《袍哥》以一叶知秋的笔法,将几名小人物的命运编织在一起,呈现出历史更具体、更丰富的面相。在“大历史”的宏大叙事外,这种“微观史”写作拓展了一片独特的空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《袍哥》堪称中国版的《马丁•盖尔归来》。

  遗憾的是,“微观史”在我国尚未被更多读者关注。人人只看“大历史”,则对历史的认识难免失衡,这将影响集体心智的成熟。

  著名历史学家王笛,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,师从隗瀛涛先生。1989年完成了第一部专著《跨出封闭的世界——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,1644—1911》。后于1991年赴美,师从罗威廉教授,1998年,王笛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。2005年获得“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”,代表作《茶馆:成都的小商业、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》。

  王笛:上世纪80年代,为写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,我开始收集区域史资料,发现茶馆、袍哥与成都人日常生活联系密切。但收集资料很难,那本书是从传统的历史学、社会学、统计学、现代化理论等去研究历史,不关注普通人,所以茶馆只写了1-2页,袍哥也只写了2-3页。

  后来我到了美国,受到不同的学术训练。当时在美国大学中,新文化史、新社会史正在兴起。

  过去看历史是从上到下,主要看著名政治或思想人物、重大事件、国家政策等,而新文化史、新社会史则是从下到上,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去认识历史。这其实又回到老祖宗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去了,司马迁就是以人为中心,通过人来呈现历史变化。

  我当时看了很多书,写博士论文时,我在犹豫:是写袍哥呢?还是写茶馆呢?还是写街头文化?后来觉得,写袍哥、写茶馆,资料太少,写作条件不成熟,而街头文化的材料相对丰富一些,就先写它了。

  虽然当时没写,可并没放弃,相关工作一直在做。上世纪80—90年代,我一直在收集资料,后来用5年写出《茶馆》第一部,又用11年左右写出《茶馆》第二部(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)。至于《袍哥》,2010年代才开始写。

  微观史是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诞生的,在古代欧洲,特别是意大利,宗教裁判所留下了大量审讯记录,当时教会权力大,事无巨细都要管,有的审讯会持续好几年。这就留下丰富的史料。

  在中国,很难找到类似记录,《二十五史》记的都是帝王将相,与普通人关系不大。

  幸亏沈宝媛在1945年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,结合文史档案、田野调查等,我才将《袍哥》写出来。

  龙泉驿的乡场首领,估计是一个袍哥大爷,照片由美国《生活》杂志摄影记者C.麦单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。

  王笛:沈宝媛的调查报告只有2万多字,要扩充成一本20万字的学术著作,需非常多的工作。特别是要补充大量背景资料,比如袍哥雷明远,他是佃户,在过去属贫农,可他却雇了1个长工、4个短工,还有2房妻子,这恐怕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,不加解释,读者不易看懂。

  2014年底,四川大学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,主题是乡村与州县士庶阶层,夏天开始写参加会议的论文。为写论文,我将五种史料对比阅读,即档案、回忆录、文史资料、社会学调查、小说等,发现彼此叙事方式完全不同。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,终于找到了写《袍哥》的方法。

  王笛:在宏观上,《袍哥》包含了三种叙事,即:雷明远、沈宝媛和我。雷明远作为袍哥,他由盛到衰,从中体现出袍哥世界运作的规则。

  沈宝媛是大学生,在当时算“天之骄子”,她思想左倾,做社会调查是在响应“到农村去”的号召。她了解社会,是为了改造世界,难免有点“居高临下”。也幸亏她留下了大量的评论,如果是完全客观的描述,我这本书就没法写出来。

  总之,这三种叙事方式不断切换,就像放电影一样,有宏观背景,如乡村建设、抗战等,也有微观视角,如袍哥的家庭生活。

  其中还有一点史学基本功:沈宝媛的报告中隐去了地名,通过考证,我确认故事发生在成都近郊崇义桥。许多名人曾在那里居住,抗战时,齐鲁大学国学院便迁到此地,钱穆先生在此写下《国史大纲》。

  至于雷明远,他本是剿匪英雄,后来成了鸦片烟鬼,最后走向衰败。他对外人很大方,可对家人却特别抠,连老婆买菜的钱都不给。雷明远对妻子、女儿非常苛刻,可对来调查的大学生却很好。

  袍哥是复杂的,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写出其复杂的面相,而不是做价值评判。展示出前因后果,读者可自行思考、自行下结论。

  成都东北郊青龙场赶场天的情景。青龙场离“望镇”不过20余里。照片由美国传教士那爱德(Luther Knight)1910年摄。

  资料来源:《回眸历史——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人镜头中的成都》,中国旅游出版社,2002年,第6-7页。

  王笛:微观史有一个说法,叫:“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。”如果没有小人物的历史,这个历史就是不完整的。

  我们的史学传统是讲大历史,历史要为治理国家、为统治服务,提供给执政者吸取经验教训,并为他们提供借鉴,即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。

  大历史很重要,但它不是历史的全部,在任何时代,都是普通人更多。如果读者对帝王吃喝拉撒都清楚得很,却很少能看到普通人的历史,那么,这种历史就是不平衡的历史。

  我们常说,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。可嘴上这么说,实际上有多少人去这么做呢?一些历史学者根本没把人民放在眼里,写的都是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的历史,这就是英雄史观。

  正因历史学者很少去写民众的历史,所以读者缺乏相应的精神食粮,产生出一些错觉,如普通人的历史没什么可看的、普通人的历史没什么意义等。这不能怪读者,这是历史学者的失误,说明我们还没能写出更有味道的、普通人的历史。

  只关注宏大叙事,不了解微观史,人就只会从国家、民族等大视角去看问题,似乎只要强大,则无论采取怎样的方法、个体付出怎样的牺牲,都是可以接受的。

  好社会应民富国强,抛弃民富,只谈国强,这就回到非常落后的“帝国史观”去了。只要是对外,大家的态度就完全一致,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和我们作对,这是非常有害的史观。

  任何时代,人民都是最重要的,没有人民,哪有国家呢?历史上不乏改朝换代的例子,可人民一直都存在。重视民众,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。历史学者们应该牢记这一点,否则写出来的东西会离民众越来越远。

  王笛:其实,从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很多重要的东西。以《茶馆》为例,写的是日常生活,但它论证了两个重要的命题。

  传统政府比较小,不像现代政府那么强大,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。比如过去在街头摆摊,根本没人管,现在人们使用公共空间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。

  国家力量如此强大,可人们并非令行禁止,而是会报以“弱者的反抗”,以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。

  抗战时,外来人员特别看不惯成都茶馆,认为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,你们却在闲坐喝茶。也有人为茶馆辩护,说茶馆是重要的信息交流渠道和交易平台,坐茶馆也不是无所事事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不论是反对者还是辩护者,都认为随着社会发展,有了更好的平台替代,茶馆会自然消亡。可我们今天看,成都茶馆反而更多了,这完全突破了人们当初的想象。

  这体现出一个普遍的道理:表面看,现代化正在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,可仔细看,传统生活方式有非常强的韧性,比如上海是非常西化的城市,可至今一些弄堂出殡,依然会找和尚来念经。这一点在过去常被忽略。

  王笛:当然是先读别人的书,北京大学出版社搞了一套微观史的著作,像《马丁•盖尔归来》等,此外其他出版社还有《蒙塔尤》《夜间的战斗》《屠猫记》等,都是经典著作。读到10本以上,你对微观史自然会有感觉。

  可以说,目前微观史的经典著作基本都有汉译本。我觉得,中国确实到了可以做自己微观史的时候了,特别是近期各地发现了不少基层社会的记录,使微观史取向有了可能。

  本文转自美国史教学与研究”,感谢授权。如您阅读后有所收获,欢迎关注并分享“雅理读书” (yalipub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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